从伯里克利身上，已经有了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面对民众时须得有的谦卑和容忍态度。
使人民贫穷化，整天忙于生计而无暇关心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埃及金字塔建筑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例。在他笔下，僭主无恶不作，是自由人的死敌。
他说，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一旦摆脱僭主的桎梏，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苏格拉底事件最为后世所诟病，而且成了一些人把民主政治等同暴民政治的证据。经由梭伦立法和改革之后，公元前六世纪，民主的政体和社会格局在雅典初见端倪。但严酷的法律没能遏制各阶层的冲突，也没能缓解社会危机。控制权力是立宪主义的核心问题。
通过陶片放逐法，公民大会有权把人们认为对城邦和公民自由有危险的人逐出雅典。 二、雅典的政治结构和特征 城邦是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农村。原则 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平等规范即是一项（对国家而言的）原则，又是一项（对个人而言的）权利[1]。
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并无确定的优先顺序，如果个人自由在一切情况下都优先于国家利益，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1957年的选举中，巴伐利亚党在本州内势力强大，但在全国范围内未能获得5%的选票，因而不能进入联邦众议院。近来，更有学者主张作为女性自然角色基础的生育能力不能成为政府施加特别义务的理由{10}（P320—323）。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兴起，为妇女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同样是对妇女权利的剥夺或限制，一个是符合妇女本性的适当区分，另一个却是贬低妇女地位的无理歧视。2.原则的分量性特征 由于每一个原则都体现为最佳化命令，都要求尽可能地予以实现。
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更多的女性进入大学深造，相应的知识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妇女有机会进入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收入水平的行业。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妇女应该是家庭及全部道德准则的维护者，大多数工作，特别是与粗俗男人共事的工作，有害于女性的气质，会促使不道德行为的产生{7}。Sharon是退伍军人，按照有关的联邦法律，曾在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环境科学服务署和公共卫生服务署这些正规服役部门服过役的男子，如果有妻子，可以自动领取额外的住房和医疗津贴。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大量的文字陈述了军事当局对日裔居民施加限制的理由，诸如日裔居民的日本公民身份，日本民族难于融入白人社会，日裔居民中不忠于美国的人数无法迅速查明等情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性觉醒的力量也使妇女运动的发展日趋成熟和高涨，1920年美国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该党在联邦宪政法院宣称，5%规则违反了《基本法》第3（1）、第38（1）和21条对政党的保障。根据衡量定律，原则p1与p2相碰撞，若p1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越高，则p1实现的重要性就必须随之提高{1}（P146）。2.个案演变的外部视角 原则不仅使我们对于疑难案件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并且为判决史上种种前后矛盾的判决提供了一个贯通一致的解释。
在1957年的巴伐利亚州党案{3}（P579—580），德国联邦议会1949年曾作出决定采取地区代表和比例代表结合的选举方式，在和地区代表制结合的基础上，比例代表制还受到5%规则的立法限制。相反，来自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种种证据显示，妇女和男人就从事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能力而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且有关出国签证之类的法律规范也限制着迁徙自由的实现程度。他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军事情报的机密性和无法证明性，我们无法证明军方判断的适当性和可靠性。
在现代民主国家，个人自由相对于国家利益具有抽象层面上初步的优先性，这一优先性是初步的，因为国家利益可以基于更有力的理由证明它在具体情况下的优先性。虽然这个名义上的选举权并没有立即改变妇女的社会不平等地位，但是它无疑说明多数普通民众对妇女参政的肯定态度。尤其是与仅以5%规则的较轻程度限制所造成的对民主原则的损害相比，它是一个更加难以承受的伤害。反对意见认为，军事当局的限制措施是违宪的，尽管军事当局作出的决定可能确实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对于这一点法院无法根据证据规则加以证实，也就是说，站在法院的立场，区别对待的适当性和必要性都是难于判断的，但是区别对待的后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但对原告的自由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会使刑事程序中的种族歧视原则永远合法化，当局会把这些原则当做一大武器，一有需要就拿出来。上述的这些变化正是Sharon案判决时的社会和法律背景。事实上，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就上述案件中的第9066号行政命令向全体日裔美国人正式道歉，并向当年遭受拘留的尚在人世者每人赔偿2万美元。
女性在工作领域的出色表现向人们证明了，她们并非软弱和无能的代名词。 【摘要】为把握宪法平等规范的动态意义，文章从适用方式的角度界定原则，借此指出宪法平等规范自身并非一个原则，作为原则的乃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与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这两个平等规范的子项。
原则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分量，获得优先性的原则，总是那些对于具体的案件事实来说更为重要的原则。1.作为最佳化命令的原则 由于原则都是关于一国法律体系中根本性事务的规定，单就这一点来说其应该绝对地被实现，但由于原则的表述上的模糊性，又使得它具有了不确定性，原则的内容就有了被限制的可能性，无法绝对地实现而只能表现为最佳化命令（尽力实现的命令）。
这里所说的原则是从平等规范内容的角度、在与个人权利相对比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是一种不具有个人可主张性的、国家有义务遵照履行的抽象概括性规范。宪法法院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选择实现民主原则，将会造成以下的后果：议会就可能分裂成许多小团体，从而阻碍甚至阻止多数之产生。
俞子清著《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以5%规则为标准区别对待选票价值的理由是：防止议会内部过于分裂，以至于无法形成有效的议会多数和稳定的政治决策，以及兼具效率与能力的政府。而在一百年后的Sharon案中，由于社会现实、观念以及法律本身的变化，使原来支持不同对待原则的重量性锐减。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平等规范适用的制度性实践，因此下文将结合西方国家的典型案例论述相同对待与区别对待的原则性质。
宪法法院认为，为了防止议会出现太多的分裂政党，从而保障选举的整合过程，选票的5%要求是必要的。宪法平等规范的确切含义由这两个子原则在具体情形下的权衡而定，从原则的视角出发，平等规范的动态意义能够得到融贯一致的解读。
{1}（P50） 并且，由具体的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可以导出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以优先条件为事实构成，以获得优先的原则所指示的法律效果为规则的法律效果。 王蕾，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本案的衡量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需要确定的是，存在上述两种彼此竞争且需要慎重考虑的价值或原则。这两方面的理由分别是加在相同对待与不同对待两端的砝码，哪一端更具分量全系于法官的利益衡量。
因此，以性别为理由施加行为能力上的限制完全违反美国法制的基本理念：法律负担应和个人责任具备一定关联。这是一个有关平等规范的个案，因为5%规则是否违宪取决于是应该相同对待还是差别对待每一张选票的价值。该案法官的大体思路是：首先肯定存在一种支持相同对待选票价值的理由——民主原则，然后说明它并不是一个受到绝对保障的利益，因为绝对的实施它会损害另一项宪法价值——议会的有效运行，必要时后者可对前者进行限制。本文从平等规范适用方式的角度辨析平等规范的原则性质，试图提供一种有关平等规范原则性质的更为精细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则解释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将解释者的前见也纳入解释的视野当中，法律解释不再是体系内的自言自语，它有效地将法律解释的社会脉络与技术操作结合为一体，使法律解释的理论不再纠缠于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方法争执，兼顾了解释在宏观层面的一致性要求和微观上的技术性衡量特点。{2} 3.碰撞法则的实现方式 在具体个案中，原则之间的碰撞将会导致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的产生，而在碰撞过程中如何衡量则是由比例原则所决定的[2]。
在1973年的Bradwell案中，社会现实和观念，以及法律制度中的先例使不同对待原则获得了体制外的支持，因而具有较重的分量，当布拉德利法官郑重宣称：妇女的最重要的命运和使命是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崇高而仁慈的职能，这是造物主的法则。在这一衡量过程中，法院分别运用了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原则。
同样曾在上述部门服役的妇女如要为其丈夫领取额外的住房和医疗津贴，则必须证明其丈夫一半以上的生活费是由她支付的。原则之间的冲突与规则之间的冲突不同，它无法通过将一个设置成另一个的例外的方式或者通过宣布其中一个无效来解决，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将意味着其中的一个永远优先于另一个，以此推论，法律体系中将存在着由不同原则按照优先关系排列而成的等级秩序，若如此，也就不会有疑难案件这回事了。
